农业的现代化程度还比较低，务农劳动力的收入比同时其他行业的收入还要低很大一块，有不少地方的乡村仅仅刚刚进入全面小康的门槛，所以乡村振兴还是一个非常重的任务。

　　最近几年的观察，我们看到高速的城市化和工业化也对乡村、对“三农”提出了一些新的没有得到满足的要求。

　　我觉得第一个很大的要求，是对较高质量的农产品的需求是一个非常旺盛的需求。中国人的消费开支，我们GDP大概一半左右是消费，消费当中一个最大比重的开支就是食品。食品的供应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无论如何一定涉农，一定跟农民土地连在一起，不管这个农是不是划到了城市的行政范围，它还是农，它应该也可以有农业、农民来满足这个需求。我们都说房地产很厉害，一年房地产销售额也就十来万亿，可是一年中国食品的消费就是十来万亿。而且房子盖完可以有几十年的生命周期，一年十几万亿的食品，吃完第二年又有十几万亿的需求。而且目前从进出口看，我们有很多国内的食品需求是高度依赖远程、依赖国际贸易的，国际贸易在未来还会是我们农业满足食品需要的一个重要的来源。

　　现在问题是在城市经济当中农业占比太小了，不足以引起注意。虽然它非常靠近消费的中心，有很好的商业设施，很好的物流基础，也有大量的科研力量，但是在城市经济的决策当中，农业的比例太轻，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这是一个潜在的需求，我认为今后会发展的比较好。

　　第二，城市居民要到乡村去休闲度假。我们现在很多景点很旺，但是靠近乡村的地方破破烂烂，影响整体的观感。

　　第三，新技术可以在农业、农村建设当中找到应用场景。不要认为农业是个传统行业，农业实际上是个可以应用高科技的行业。我去年以来访问了一些高科技的农业公司，受到很大启发。科技在农业里的应用，可以为农民增加收入。我就讲这么多。

　　主持人戴小京：刚才周教授讲到了城市化对农村的需求，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其实是不能够仅仅就乡村来看乡村，是要从它和城市的相互关系中来看待。

　　周其仁：我觉得小京讲得是有道理的，关键内生这个内怎么划。仅仅从村庄看内外，当然可以讨论村庄里头还有很多动力，但是看得更宽一点，我们会觉得动力更足一点。其实国民经济都是互相联系的，每个部分、每个分支是要通过满足别人的要求来武装自己、富裕自己。城市和乡村都是一致的，城市是要给别人服务，农村也是要给别人服务。所以农村发展不好是过去为别人提供服务过程中比例较低，提供的产品数量质量不够多，所以他就贫困。仅仅靠从高收入的地方移过去这是不够的，内生动力的含义就是它能通过给别的部门、别的板块提供优质产品、提供优质服务来获得富裕、获得自己建设的资本。

　　数字货币可以成为所有体系的一个储备的形式。基于它的设计，它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主导其它所有的货币的储备形式，包括支付宝、微信，甚至包括银行储蓄账户，它会代替所有其它的这些形式。

　　今天私人的储蓄可以通过数字货币的形式来进行交易，是因为现在支付宝等是没有办法和你的银行帐户完全独立，但是现在如果我们有了央行的数字货币，就可以有一个单独的数字支付体系。当然我们也需要注意进行犯罪的打击，不能让这样的工具落入到犯罪分子的手里。

　　央行数字货币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它将会在事实上变革目前的基于货币储蓄的银行体系。从效果上来讲，新的央行的数字货币的体系将会主导现在整个的银行货币的储备体系，取代以前传统的形式，比如借贷、抵押等等，不管它是长期的还是短期的，它都可以被数字货币所取代，都可以通过数字货币来实现。

　　数字货币一样，虽然它的形式发生变化了，我们的法定数字货币依然是法定货币，而不是其它形式的货币。

　　有人说，央行可以通过电信运营商查手机号，来获取用户真实身份信息。这其实是误解，尽管电信运营商的支付部门也参与了数字人民币的研发，但是根据现行国家有关法律规定，电信运营商不得将手机客户信息披露给央行等第三方，当然也不得向自己运营数字人民币的部门提供。因此，用手机号开立的钱包对于人民银行和各运营机构来说是完全匿名的。

　　有些个人信息本来不应该让平台知道的，就如同你到街上小摊买一颗白菜，小摊的店主不应该知道你信用卡的CVV安全码的。而使用数字人民币支付时，我们将用户的支付信息打包做加密处理，用子钱包的形式推送到电商平台去，平台是不知道你个人信息的，这样就保证了用户核心信息的隐私保护。

　　美国和其他国家还是有充分产能的。另外有些相关工具调整，比如加息、货币政策。现在和五年前十年前比有很大不同，现在可以收集到大量实时数据，不需要等到事情变化或者发生很大影响，可以随时调整。

　　现在有通胀压力，但既可以使用货币政策，也可以使用财政政策，让税收体制更健康。

　　传统的食品、饮料行业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因为企业以一种新的方式触达了消费者。（食品饮料行业中）现在有一些新兴公司，也是雄心勃勃的想，有一天取代可口可乐。

　　由于消费者对含糖量的担忧，一些食品饮料公司生产低糖或者0糖的食品、饮料，同时还要保持对于口味上的吸引力。在中国可以看到，有很多这样的公司，他们在搞这方面的研发，包括像牛肉、肌肉现在也是出现了植物肉，包括一些酒类的公司，他们可能会用一些化学合成的方法出品一些成品更低，但是口感品尝起来非常好的产品。

　　企业的营销方式也发生了一定变化，之前主要是以广告的方式，但是现在企业会用快手、抖音、微信等等作为他们营销的渠道。对于品牌、对于消费者的认知来说也都进入到了新的时代。

　　如果给他20亿美元风投资金会投向哪儿。沈南鹏表示，美国和中国在某种程度上差别不大，如果把目光看向东南亚或者印度会更加有趣，这些国家更像中国，消费互联网异军突起，电商、短视频发展非常迅速，东南亚也有自己的“美团”“拼多多”，这些都是百万级体量的公司。

　　去年以来，各国采取了超过200次的降息动作，但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有限。超级宽松政策虽然有助于解决短期流动性危机，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结构性失衡问题，并可能催生新一轮资产泡沫。

　　全球已有近40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央银行采取零利率或负利率政策，扭曲了传统资源配置和投资估值，增加了市场波动和信用违约概率。

　　数字经济快速发展，资金流与信息流在更大范围联网，市场主体资产负债表高度关联。金融风险顺沿网络链条快速传播，产生市场共振的可能性加大。

　　我们应该建立好一个强大的风险管理体系，来应对由于风险的外溢产生的相关的风险，提高风险管理的能力，适应金融对外开放的新的格局和创新。

　　人工智能、自动驾驶、高速隧道和太空探索等是未来颠覆性的技术，人工智能已经被应用于合成RNA和DNA，并用于研发疫苗。自动驾驶汽车很快就会出现，大大地改变交通的面貌。隧道在缓解城市拥堵方面也会非常重要。利用太空探索的创新，生命可以走出地球，可以去探索其它的星球，来确保人类意识的传递和延续。

　　应该在大学期间教授学生基本的物理学知识，帮助大家掌握世界运转的规律和创新的方法，也能提升教育的互动性。但当前的教育是单向的，缺乏互动性的，只是在教室听老师的讲解，而没有进行热烈的讨论。

　　特斯拉未来可以在机器人编程方面提供一些教育课程，帮助爱好者更好地掌握机器人编程的知识。

　　人类和人工智能肯定要区别开，非常支持对人工智能进行监管，只要是影响到人类的安全，比如飞行的安全，食品和药品的上市，都需要进行监管。所以对于人工智能的监管是很合理的。

　　地球已经存在于4.5亿年的时间了，现在第一次出现了这样一个机会，生命可以走出地球，我们也可以去探索其它的星球，来确保我们可以保持我们意识的传递和延续。”

　　为了保持目前的工业发展水平，保持现在的高科技，人类的唯一的答案就是要开发用之不竭的太阳能。下一个重要的颠覆性技术将是基于太阳能的光电效应——太阳能的高效利用和“可持续循环”。

　　我们如何得到氢气呢？答案当然还是回到太阳，将光用最高效的太阳能电池收集起来变成电，用最好的储能技术变成像化石能源一样方便可用的技术，然后用收集的电源源不断地把水分解变成氢气。这将是很多科学家要做的研究，比如下一代的电池材料，光能转化率达等等，这就需要材料科学、量子科学等等长期的科学研究回答这个问题。

　　自然界的基本规律是大道至简，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是大道至简。按照热力学的物理学规律，任何能源使用过程中都会造成浪费，造成二氧化碳等污染。所以，我们还是应该回归初心，从最基本的爱因斯坦的核聚变出发，回到太阳，利用地球上人类宇宙中最简单的元素氢发展最清洁、最有效、最长久的太阳能光电制氢的氢能技术。希望全球的科学家、工程师、企业家联合起来，通过30年到50年甚至100年的科技创新，在化石能源彻底消耗殆尽之前完成这一使命，保障我们这个地球会永远地美好可持续发展。

　　有钱、有物、有技术的国家必须要帮助贫困国家，否则全球就会出现双城记，一方面是有钱的国家，富裕的国家，另一方面是贫困的国家，贫困的国家永远没有办法追上富裕的国家”，发达国家必须要关注粮食，因为有很多穷国都没有足够的粮食，情况还在继续恶化，所以要更加公平的进行食品分配。

　　当务之急是中美在宏观经济政策等方面进行紧密合作，为全球经济发展和全球金融稳定注入动力。

　　第一是货币政策合作。我认为，我们非常有必要在货币政策方面进行紧密合作。如果还有进一步的财政刺激政策，我们也应该合作。通胀恢复的速度和程度都比我们想得要高。

　　第三是全球供应链稳定。美国和中国应该而且也可以进行合作，促进全球供应链的稳定。

　　第四是持续支持新兴市场、低收入国家。两国可以在加快全球疫苗接种速度方面开展合作，特别是对低收入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提供帮助。

　　第五是改善全球治理，促进全球数字经济发展。两国应在改善全球治理体系、保持供应链稳定、推动数字化生产等方面开展合作。

　　2021年是中美关系解冻后的第50个年头。我对两国关系的发展有三点感悟，与大家分享。

　　第一，在处理两国关系时，要有以终为始（Start with the end in mind）的思考习惯，在大图景内考虑问题，这样才能不被分歧所困，超越分歧聚焦合作。

　　21世纪的世界已经改换了场景，新冠疫情、气候变化、数字安全以及对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治理等等，都是需要全球合作共同面对的风险和挑战。今天的中美关系不仅关乎两国利益，更关乎世界。这也是为什么国际社会对中美关系如此关注，对中美合作有这么高的期待。

　　大家都注意到，中美关系经历了一段剧烈下滑的困难阶段，中方对最近几年美方的错误做法是不太理解和无法接受的。……中美已经是一种深度相互依存的关系。过去几年的实践也证明，“全面脱钩”不符合双方根本利益。

　　双方需要冷静客观地面对和解决分歧。只要能够开始行动，新的局面就会被创造出来。

　　基辛格博士在2020年11月的创新经济论坛上提到：“除非（中美之间）有某种合作行动的基础，否则世界将滑入一场与一战相当的灾难。他提出的警示值得我们重视。

　　50年前我第一次来到中国，那时的中国很难与今天的中国作比较。如果那时有人给我看一张现在北京的照片，如果我把它与那时的北京作比较，我无法相信竟能发生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

　　最近几年，（中美关系）出现了一些需要讨论的问题。我非常希望，本周将在阿拉斯加举行的对话能达成重要进展。从根本上说，中美是两个伟大的社会，有着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历史，所以有时候我们对一些事情的看法会有不同。但与此同时，现代科技、全球化传播和全球化经济，要求两个社会做出比以往更大的努力进行合作，因为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取决于两个社会之间的理解。

　　大家好！很高兴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1年会。在中国开启“十四五”建设、迈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关键时刻，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已成为中国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主题主线，也为全球广泛关注。资本市场作为现代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更好地服务高质量发展，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借此机会，我想结合当前中国资本市场的实际情况谈点看法，同大家作个交流。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建立常态化退市机制，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刚刚闭幕的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十四五”规划纲要，对注册制改革、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深化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等重点任务进一步作出部署。我们体会，党中央、国务院对资本市场高度重视，要求非常具体，重点也很明确，涉及方方面面的内容，期望非常高。中国资本市场经过三十年的发展，在市场规模、体系结构、发展质量和开放水平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在新阶段、新起点上，我们认为，核心是要扎扎实实办好资本市场自己的事，在自身稳健发展的同时，更好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我理解，资本市场在新发展阶段主要的使命担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市场化的资源配置功能。通过股权债权投资融资、并购重组等各种市场化机制安排，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把各类资金精准高效转化为资本，促进要素向最有潜力的领域协同集聚，提高要素质量和配置效率。二是激励约束机制。科技创新除了需要资本支持，更重要的是要充分激发人的积极性创造性。资本市场特有的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机制能够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从而加快创新资本形成，促进科技、资本和产业高水平循环，推动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

　　围绕打造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总目标，我们在国务院金融委的统一部署下，实施了新一轮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有效改善和稳定市场预期，资本市场正在发生深刻的结构性变化。回顾两年多来的实践，主要是推进了“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九字方针的落地，我们体会，集中体现在四个关键词。

　　（一）制度。制度是管根本、管长远的。资本市场的市场属性极强，规范要求极高，必须要有一套公开透明、连续稳定、可预期的制度体系，这样才能行稳致远。我们在这一轮改革中，始终把完善基础制度作为总纲，一方面大力推动健全法治体系，有两大成果：推动完成证券法修订，在证券发行注册制、显著提升证券违法违规成本、加强投资者保护等方面作出基本制度规范；推动刑法修正案（十一）出台，对欺诈发行、信息披露造假、中介机构提供虚假证明文件和操纵市场行为大幅提高惩戒力度。另一方面以注册制改革为牵引，推动一系列关键制度创新，包括调整再融资和并购重组政策、优化交易结算和减持制度、发布实施退市新规，制度的适应性、包容性明显提升。我们将继续坚持稳中求进、久久为功，加快构建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基础制度体系，持续提升资本市场治理能力。

　　（二）结构。结构转变是从量变到质变、从规模扩张到质量提升的关键一环。制约当前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因素很多，我认为最突出的还是结构性问题，这里面主要包括融资结构、上市公司结构、中介机构结构、投资者结构、资金总量和期限结构，等等。我们始终坚持系统论、辩证法，注重用改革的思路和手段去破解结构性难题，以结构的可持续实现发展的可持续。实践证明，抓住了结构，就抓住了根本。比如，市场杠杆问题。市场波动很正常，我认为，只要没有过度杠杆，就不会出大事，关键是要有一个合理的资金结构。这几年，我们深刻汲取股市异常波动的教训，关注场内场外、境内境外、各类市场主体，坚持看得清、可穿透、管得住，通过一系列措施控制好杠杆资金规模和水平。目前，A股市场杠杆风险总体可控。再比如，提升专业投资的占比问题。这两年公募基金、阳光私募、券商资管发展比较迅速，投资者购买基金的比例在快速提升，这是很好的趋势性变化。但资管行业能否适应财富管理的新趋势新要求，需要我们认真评判，尽量解决不平衡，缩小供需质量缺口，不能反复走弯路。今后重点是要立足中国国情，促进行业端正文化理念、提升专业能力、改善业绩考核、优化业务结构，体现差异化发展路径，真正取得投资者信任，做到自身价值和投资者价值共成长，为投资者结构改善作出更大贡献。

　　（三）生态。资本市场是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生态好了，大家才会对这个市场有信任有信心，资源配置、财富管理、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等功能才能有效发挥。我认为，监管就是要创造良好生态，维护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让各方都愿意来、留得住。一方面强化“零容忍”的震慑，让做坏事的人付出惨痛代价。我们一直致力于推动完善证券执法司法体制机制，构建行政执法、民事追偿、刑事惩戒的立体追责体系。比如，信披违法罚款上限从60万元提高到1000万元；欺诈发行最高刑期从5年提高到15年；建立了“明示退出、默示加入”的证券纠纷特别代表人诉讼机制，进一步畅通了投资者依法维权渠道。再如，对发行人和中介机构“一案双查”，实施中介机构资金罚和资格罚并重，加大中介机构追责力度。另一方面加快推动市场各方归位尽责。坚持“敬畏市场、敬畏法治、敬畏专业、敬畏风险，发挥各方合力”的监管理念，引导上市公司诚信经营、守正创新，大力弘扬“合规、诚信、专业、稳健”的行业文化，积极倡导理性投资、长期投资、价值投资的理念，各方共建共治共享的发展格局正在逐步形成。

　　（四）定力。资本市场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参与主体诉求多样、市场行情有涨有跌，监管者往往面临着多元目标、两难甚至多难选择。我们必须保持足够耐心和定力，保持平常心、独立性，要坚持全面、辩证、专业、客观地看问题、做决策，尊重市场规律，按规律办事，不能人云亦云、似是而非。当然，要做到这一点难度很大，这两年我们坚持“九字方针”，扎扎实实办好自己的事，保持住了定力。一是树立正确的监管观。坚持监管姓监，坚定履行好法定职责，坚决防止监管真空，要让所有的金融活动都纳入监管。要精于监管、严于监管，敢于动真碰硬，不为噪音杂音所扰。二是贯彻“不干预”的理念。科学把握政府与市场、放和管的关系，把该放的放到位，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要毫不动摇坚持市场化法治化方向，避免不必要的行政干预。三是提高监管透明度和可预期性。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对看准的事不因市场一时的变化而左右摇摆，坚持一步一个脚印，积小胜为大胜。坚持阳光用权，坚持“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自觉接受监督，做到廉洁用权，减少自由裁量。四是持续提升监管专业能力。坚持科学监管、分类监管、专业监管、持续监管，透过现象看本质，通过个性找共性，辩证把握事物规律。坚守初心使命，倡导专业精神，按照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把握监管目标，实现最优效果。

　　注册制改革是这一轮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的“牛鼻子”工程。我们坚持尊重注册制基本内涵、借鉴国际最佳实践、体现中国特色和发展阶段特征的三原则，从科创板试点注册制起步，再到创业板实施“存量+增量”改革，注册制改革已经取得突破性进展。总的看，注册制的相关制度安排经受住了市场的检验，市场运行保持平稳，市场活力进一步激发，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各方总体是满意的。注册制改革作为新事物，我们一直非常关注市场的反映，始终保持向市场学习的态度，认真倾听、持续完善。我们也感到，关于注册制的内涵和外延还需要市场各方进一步深入讨论，去伪存真、增进共识，确保改革行稳致远。这里我想就几个问题再谈些看法。

　　注册制要不要审？由于股票公开发行涉及公众利益，全球主要市场都有比较严格的发行审核及注册的制度机制和流程安排。美国监管机构有庞大的专业团队分行业开展审核工作。香港交易所和证监会实行双重存档制度，均有审核，只是侧重点不同。因此，注册制绝不意味着放松审核要求。现在科创板、创业板发行上市，交易所都要严格履行审核把关职责。证监会注册环节对交易所审核质量及发行条件、信息披露的重要方面进行把关并监督。从实践情况看，这些安排行之有效，也很有必要。

　　只要信息披露就可以上市吗？注册制强调以信息披露为核心，发行条件更加精简优化、更具包容性，总体上是将核准制下发行条件中可以由投资者判断事项转化为更严格、更全面深入精准的信息披露要求。但中国的市场实际决定了，仅仅靠形式上的充分披露信息还不够，中国股市有1.8亿个人投资者，这是哪个国家都没有的，我们必须从这个最大的国情市情出发来考虑问题。我们始终强调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在审核中对信息披露质量严格把关。同时，我们还要考虑板块定位问题、是否符合产业政策等等。我们认为，这是当前阶段的必要务实之举。

　　中介机构已经适应了吗？从核准制到注册制，保荐机构、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的角色发生了很大变化，以前的首要目标是提高发行人上市的“可批性”，也就是要获得审核通过；现在应该是要保证发行人的“可投性”，也就是能为投资者提供更有价值的标的，这对“看门人”的要求实际上更高了。最近，在IPO现场检查中出现了高比例撤回申报材料的现象，据初步掌握的情况看，并不是说这些企业问题有多大，更不是因为做假账撤回，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不少保荐机构执业质量不高。从目前情况看，不少中介机构尚未真正具备与注册制相匹配的理念、组织和能力，还在“穿新鞋走老路”。对此，我们正在做进一步分析，对发现的问题将采取针对性措施。对“带病闯关”的，将严肃处理，决不允许一撤了之。总的要进一步强化中介把关责任，督促其提升履职尽责能力。监管部门也需要进一步加强基础制度建设，加快完善相关办法、规定。

　　如何保持一二级市场的平衡协调发展？近期，市场对IPO排队现象比较关注。有观点认为，既然实行了注册制，发行就应该完全放开，有多少发多少。我们认为，排队现象是多重因素造成的，总体上反映了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活力和资本市场的吸引力在逐步增强。这与历史上的“堰塞湖”是有区别的，以前IPO停停开开，预期不明朗，有的排队要两三年；注册制改革后，注册审核周期已经大幅缩短，接近成熟市场。要实现资本市场可持续发展，需要充分考虑投融资的动态积极平衡。只有一二级市场都保持了有序稳定，才能逐步形成一个良好的新股发行生态。当前，我们正按照优化服务、加强监管、去粗取精、压实责任的思路，充分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积极创造符合市场预期的IPO常态化。

　　这次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稳步推进注册制改革。我们将坚定注册制改革方向不动摇，继续坚持稳中求进，坚持系统观念，扎实做好科创板、创业板注册制试点评估，完善注册制全流程全链条的监管监督机制。重点是把握好实行注册制与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压实中介机构责任、保持市场平稳运行、明确交易所审核职能定位、加快证监会发行监管转型、强化廉洁风险防范等6个方面的关系，为全市场注册制改革积极创造条件。注册制改革涉及利益复杂、影响深远、敏感性强，各方面都高度关注，需要各参与方共同努力，支持改革、呵护改革，把改革条件准备得更充分一些，推动这项重大改革平稳落地。

　　在2019年陆家嘴论坛上，我们宣布了中国资本市场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9条措施。从落地情况看，政策是到位的，效果是好的。无论是市场、产品的互联互通，全面放开行业机构股比和业务范围，还是便利跨境投融资的制度安排，全面落实了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要求。截至2020年底，外资持续3年保持净流入，境外投资者持有A股资产突破3万亿元。中国资本市场的吸引力是强的，外资也获得了良好的回报，而且潜力还很大。当前，市场上也出现了一些有趣的现象。比如，部分学者、分析师关注外部因素远远超过国内因素，对美债收益率的关注超过LPR、Shibor和中国国债收益率，对境外通胀预期的关注超过国内CPI。对这种现象我不作评价，但对照新发展格局，建议大家做些思考。

　　从中国资本市场目前外资参与情况看，持股市值和业务占比均不到5%，这个比例在成熟市场中并不高。下一步，我们将坚持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对机构设置，开办业务、产品持开放支持的态度。但同时，我们也要注重统筹开放与防范风险的关系，当前要注意两方面情况。一是防范外资大进大出。对于资本正常的跨境流动，我们乐见其成，但热钱大进大出对任何市场的健康发展都是一种伤害，都是要严格管控的。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加强研判，完善制度，避免被动。二是妥善处置中概股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一直在寻求与美方相关监管机构加强合作，多次提出解决方案，但始终未得到全面的积极的回应。我们坚信，合作是共赢的选择，要想解决问题必须坐下来，分歧只能通过协商来解决，别无他路。

　　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再次感谢大家长期以来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关心和支持！热忱欢迎你们更广泛、更深入地参与中国市场，投资中国市场！

　　技术创新在提高效率的同时也可能扩大社会的贫富差距，创新者可能会获得更多的利润，而很多人却会因此而失去工作。此外，财富上的悬殊也意味着不同人群无法获得同等的教育机会，使得这种贫富分化正借助教育在代际间进一步被固化。

　　回顾历史，共同富裕是任何朝代、任何帝国长期存在的一个基础，比如中国的唐朝，统治者的目标实际上都是希望能够达到共同富裕，而无法实现共同富裕或者贫富差距过大，实际上往往也是大多数帝国衰落的主要原因。

　　如果你只关注于系统盈利的话，这个利润最大化并不能在社会上产生足够的公平，也无法实现共同富裕。高科技的引入，以及创新的加速可以进一步提高效率，但这可能会扩大社会的贫富差距，因为创新者可能会获得更多的利润，而很多人却会因此而失去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财富上的悬殊正借助教育在代际间被进一步被固化。他指出，富人永远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获得更好的教育，他们又肯花很多的钱去获得更优质的教育，而受过良好教育的富人的后代可以获得更高的收入，如此代代相传，这一趋势在美国非常明显。

　　他指出，缩小这种差距并不能完全指望社会慈善，其任务应该在政府，因而中国明确提出了共同富裕的目标，并制定了很多相关目标，这有利于缩小社会的贫富差距。

　　本文来源综合：中国发展高层论坛、证监会、新华网、新浪财经、新京报、21世纪经济报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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